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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月池边客并州座上宾——唐太宗恩师铭文砚

来源:新华网    时间:2024-02-03 12:27    阅读量:10051   

公侯盛集,酺燕梁园。

燕月池边客并州座上宾——唐太宗恩师铭文砚

莺多谷响,树密花繁。

波流东逝,落照西奔。

人生行乐,此外何论。

——唐 张后胤

一、唐太宗的恩师

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不久,召当时的燕王议事,随同燕王一起入朝的,还有一位李世民十分敬重的老人。这人就是他少年时代的恩师——张后胤。师生相见,相谈甚欢。

我们都知道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驰骋疆场的猛将,为大唐帝国的诞生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勇猛过人的李世民艺高人胆大是一个方面,更重要的是李世民善于统兵、善于谋略、善于攻心,很多对手都被收归麾下,并死心塌地为他效命。所有这些得益于年少时,他的父亲李渊为他请了一位才学过人的老师。这位老师一字一句教他读左传,为这只猛虎插上智慧的翅膀。这位老师就是张后胤,亦称张胤。

隋末天下豪杰并起,各处烽火不断。李世民在书房悄悄地问自己的张老师:“隋运将终,得天下者何姓?”张后胤毫不含糊:“李姓必得!公家德业,天下系心,若于此首谋,长驱关右,以图帝业,孰不幸赖!” 李渊父子果然不负众望,开启了属于自己的盛唐时代。若非少年时代有这样的名师带着他一章一节读左传、一人一事看乾坤,他的命运将会怎样、中国的历史会走向何方呢?

这次师生再度重逢,张后胤重提当年“书房密谈”,唐太宗非常高兴,于是赐宴燕月池。席间,张后胤即兴献诗——

公侯盛集,酺燕梁园。

莺多谷响,树密花繁。

波流东逝,落照西奔。

人生行乐,此外何论。

此诗颇有魏武对酒当歌之意,唐太宗不禁得意地问自己的恩师:“今日弟子何如?”年近古稀的张后胤见到自己的天子门生,也压抑不住内心的自豪:“昔孔子领徒三千,达者无子男之位。臣翼赞一人,为万乘主,计臣功逾于先圣。” 这马屁拍到点上了,唐太宗哈哈大笑,放眼远方的终南山,想起当年的金戈铁马,也即兴赋诗一首:

慨然抚长剑,济世岂邀名。

星旂纷电举,日羽肃天行。

遍野屯万骑,临原驻五营。

登山麾武节,背水纵神兵。

在昔戎戈动,今来宇宙平。

《旧唐书》:“太宗甚悦,赐良马五匹,拜为燕王府司马,后又出为睦州刺史。待其乞骸骨欲告老时,太宗见他老骥伏枥,又迁其为国子祭酒,转散骑常侍。”显庆三年正月七日,张后胤去世,享年83岁,赠礼部尚书,谥号为“康”,陪葬昭陵。

张后胤出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,在时代的风起云落里,在隋唐的历史巨变中,他有幸教诲圣主。他戏言自己的功绩胜过孔子,反而成为了历史的佳话。

二、恩师的砚台

人们常说砚必唐宋,唐砚的一个典型风格就是华丽大气。京城一位藏家从日本收藏回来的唐太宗李世民的老师——散骑侍郎张后胤所铭的砚台,集辟雍砚和风形砚于一体,豪华端庄,气势非凡,是唐代文人砚的典型代表。从包装和砚石包浆状况分析,该砚当为上世纪初流入日本。喜逢盛世,名砚归国,不失为一大幸事。

是砚长33厘米,宽23厘米,高5.3厘米。砚首似辟雍式,砚身似风字样,束腰而展跃,砚堂下沉,前低后高,砚池有一弧形隔水。砚首圆盘中呈放射状分布莲瓣纹十五组,砚圈外墙边侧饰以十二组如意云纹饰。砚底六足,其中蹄形足四枚,类四边锥形足两枚。通砚呈紫红色,石质密布鱼籽状浅白色细斑。

辟雍砚和风字砚是中国砚台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辟雍,亦作璧雍,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,后太学宫室之名。“天子立辟雍而行典礼以宣德化,筑以圆制,而绕之以水渠。”东汉文学家蔡邕在其《明堂丹令论》中对辟雍的解释为:“取其四面环水,圆如璧,后世遂名璧雍”。最早关于辟雍砚的记载见于东汉末年,到南北朝、隋唐时期较为流行,宋元以后虽然少见,但仍有烧造。唐代杨师道在《咏砚》中有“圆池类璧水,轻翰染烟华”的诗句,描述的就是隋唐时期盛行的辟雍砚。

关于风字形砚,在概念上历代有多种不同说法:箕样、风字样、凤池式等相近字眼在古文献中频频出现。北宋米芾在《砚史》中描述:“余尝以紫石作之,有上圆下方者,于圆纯上刊两窍者置笔者,有如凤字两足者,独此甚多,所谓凤凰池也。盖以上并晋制,见于晋人图画。世俗呼之为风字。”由此可见在晋代就已经有了这种砚式。隋唐风字砚砚堂与砚池多连为一体的,也有靠砚额方位有隔水的,特别是到唐中期有隔水的比较多见,这一时期的龟形砚大多也带隔水。

从辟雍砚到风字砚历史嬗变是唐早期砚的特点。本砚是辟雍砚与风字砚的巧妙组合,不但沿用二者贮墨、援笔、研墨的功能,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多格调色盘的功能,即满足书写和绘画的双重需求。南朝梁刘勰《文心雕龙》里有言:“日月叠璧,以垂丽天之象”“龙凤以藻绘呈瑞,虎豹以炳蔚凝姿”。辟雍半月双璧悬于天空,显示出光明的景象,虎足凤形以斑爛的皮毛和美丽的羽毛构成雄姿。这种造型由真实的生命结合人们的审美意象,给予我们以无限的想象与回味。看过动画片《狮子王》的朋友应该记得,动画片中彭彭的形象与该砚的立影造型不谋而合,这也是一种跨越千年的心有灵犀吧。

这方砚台也是当时风格和实用精神的完美体现。其砚池深宽,便于贮藏更大量的墨,而砚堂沉凹,便于援笔。宋人赵希鹄在《洞天清录集》里这样谈到那时的文墨之风:“古人晨起,必浓磨墨汁满砚池中,以供一日之用,用不尽则弃去,来早再作,故研池必大而深。”

三、砚台的形制

此帝师砚是辟雍与风字的完美结合。

我们先仔细鉴赏张后胤铭文的前半部分。砚首如辟雍之大圆盘状,以十二组如意纹饰为边侧,若凤有鳞,如鹤腾云。圆盘内呈放射状分布十五道莲瓣状小池,一步一莲,这是作画用的调色盘了。砚底有六足,其中有蹄形足四枚,盘踞在辟雍底侧;锥形足两枚,为凤砚尾部支撑。全砚有棱有锥,有弧有轮,方圆相接。圆者为乾,象征为天;方者为坤,象征为地。天圆地方,气势恢宏,虚实相存而致中合,乾坤一体而致通达。我们的先贤,多才多艺,集书画诗词于一身。这一方砚台,既可以供书写,又可供绘画,其匠心独具,这在砚海中不可多得!

宝相莲花和如意云纹的装饰,也体现了隋唐佛教文化的传入和发展。唐代承袭了隋代的监寺制度,唐高祖在武德二年即在长安聚高僧,立十德,统摄僧尼。佛教作为一种超世信仰逐渐与世俗皇权结合,正是唐朝佛教中国化的一大重要特点。宝相花不仅象征着帝王的形象,而且也是佛法庄严的替身。北齐邢邵《文襄皇帝金像铭》:“神仪内莹,宝相外宣。”南北朝梁王屮《头陀寺碑文》:“金资宝相,永藉闲安。”都阐明了皇家宝相花的深刻寓意。

云纹是我国传统装饰纹样中典型的祥瑞图案,其造型藴涵着古人信仰和审美,赋予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,所以也称如意云纹。云纹的形态和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演变,造型从浪漫灵动到精致复杂,从抽象到具象,被广泛装饰在青铜器、建筑、服饰以及各类器物上。商周云雷纹源于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;秦汉的勾云、卷云纹寄托了羽化升仙和长生不老的载体;魏晋到隋唐的佛教兴盛,云纹的使用更加频繁,这时出现的朵云更加写实,柔软多姿,轻盈飘逸。此砚侧面的如意云纹,姿态活泼,线条灵动,与隋唐时期盛行的朵云形态相契合。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雕花石构件上的朵云,和本砚的时代风格也是一致的。

我们继续欣赏本砚后部的风字形部分。到了唐朝,辟雍砚的形式已经无法满足的大量书写的需要,凤形砚取而代之,逐渐成为了砚台的主流。而张后胤此砚集合两式之妙,是辟雍砚向凤形砚过渡的典型制式、代表器物。也体现了古典器物沿革发展中的进化与演变,展示出唐初石砚工艺承前启后的最高水平。本砚中间有一半月形砚池,其深度略高于砚堂,功能可能是贮墨或贮水。

首博鱼子砚与永济鱼籽碑

该砚的材质,单从颜色来看,这种紫色与端石很接近,但细看肌理,端石没有发现像这种鱼籽样的石品。歙石有一种鱼籽状肌理的石品,但色泽不一样,歙石没发现这种紫红色泽的。并且,早唐也无端、歙做砚的记录。关于鱼子石砚,目前的出版物只有首都博物馆藏有一方鱼子石砚。本帝师砚与首博馆藏的鱼子石砚属同一石种。山西永济栖岩寺有一方刻于隋仁寿四年(公元604年)的舍利塔碑,又名鱼籽碑,材质和本帝师砚一样,石质斑驳,密布细点。

四、砚台的铭款

该帝师砚的背面铭有款识:“员外散骑侍郎,张后胤,武德八年。”武德八年,就是公元625年,是唐高祖李渊的年号。关于张后胤的官职,史书上多有明确的记载。据《新唐书·张后胤传》记载:“高祖镇太原,引为客,以经授秦王。义宁初,为齐王文学,封新野县公。武德中,擢员外散骑侍郎”。可见,员外散骑侍郎是武德年间唐高祖给张后胤加的官,后来唐太宗就实授他散骑侍郎。《旧唐书》中也有明确记载。想必张后胤自己对这个官位很是自豪,故铭款于此砚。除文字的传述之外,把摩这方古砚,我们得以仰望前贤非同一般的气魄。虽叹逝者如斯,也感豪气长存。

本帝师砚铭书法整体气息属典型的隋朝书风。初观其形,疏而不散,点画穿插揖让自然,布局匀净,时出奇险,又不失其稳重。即康有为所谓的“洞达之气”。“散”“骑”“侍”“郎”等四字中宫疏朗、布局匀净。“武”“德”“张”等 三字体势奇而稳。细察本砚的铭款,其用笔粗细有度,点画恣意,厚重与清秀共存,方圆兼备,这种性情所至看似漫不经心的书写,粗看有浑朴般的稚拙,其实内含成熟的遒劲和秀雅。“圆”字右上角的方笔,“骑”和“郎”字的圆笔,“胤”字左边勾画的隶意,这些都与隋末南北融合妍质兼备的书法风格高度相合。

综观中国书法历史长河,唐朝的书法艺术是继魏晋之后的又一高峰。隋代书法在北朝质朴峻拔的基础上,接受南朝书风的影响,南北书风逐渐融合统一。民国时期书法家马宗霍先生以其洗练的语言总结为“至于隋世,渐染南风,简要精通,汇成一局,遂以上承六朝,下开三唐焉”。由此可知,唐武德时期还没有形成贞观以后以法度森严的唐楷书法面貌。观此砚铭中的“武”字,也可见一斑。这个武字写法独特,将下面“止”字右边的一短横上移到“戈”字的左上,与原有的一横重叠成两横,这种恣意的写法尚属首见。

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中说:在中国所有的艺术门类中,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,历史悠久,而书法和诗歌却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峰。学界将唐代书法发展分为三个时期,即初唐书法、中唐书法和晚唐五代书法。初唐欧阳询、虞世南是由隋入唐的书家,在隋时已具个人风格,并享有盛名,对唐代书法影响很大。我们细观此砚铭文,与已出土的初唐武德时期墓志书法的风格极其相似,与隋朝的书风几乎没有年代界限。

本砚更为珍贵的是明确落款武德八年。有道是砚以铭为贵,铭以名为上。一方唐砚同时注明人物和年代的,那就属上之上品。如果没有明确的年款记载,确定一件古物最重要的方法,是看其艺术的时代特征。确定一方砚台的年代,人们更多的是从砚台的制式、工艺、材质和款铭上进行认定。而带有纪年的藏砚,在收藏者心中更增加不少份量。现在各博物馆的藏砚中,有明确纪年的非常稀有。此帝师砚明确款铭“武德八年”,更是藏中稀品。

我们可以想象,在那个战火连天的动荡岁月中,在太原唐国公李渊的官府里,少年英才李世民踌躇满志地问自己的老师“得天下者为何姓?”张后胤毫不犹豫地告诉他“长驱关右,帝业可成!”并在此帝师砚上饱蘸浓墨,在纸上写下了一个苍劲有力的大字:李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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